伟大的民族需要伟大的思想家
| 发言者： 文化 , Feb 22,1999,21:15 | 返回讨论组首页 |
7.6 个人知识与公众知识
在个人大脑中，由神经细胞的某种联结保存起来的知识是个人知识;而在不同个体之间，通过第二信号系统相互交流的知识是公众知识。
个人知识的来源是什么呢?个人知识有两个来源，第一是来自文化传播渠道，来自公众知识，第二是来自创新，来自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创新。知识既不是来自上天的赐予或者对前世的回忆，也不是来自感觉，不是物质的反映。
一般而言，公众知识是个人知识的基础。个人的智慧水平首先不是取决于个人的体验水平，而是取决于个人接受的现存的人类智慧水平。莱布尼兹是18世纪的数学大师，然而，直到26岁时，他还仅仅是一个好律师，对当时的数学理论一无所知。如果没有出现一个特殊转变，恐怕他会在帮人诉讼中度过一生。1672年他作为一名外交官出使巴黎，在那里认识了著名的物理学家惠根斯，后者对他进行数学教育，奠定了他成为科学伟人的基础。
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希腊哲人聪明无匹，但是他们的知识水平，总的来说还低于现在的中学生;我们也可以理解，牛顿研究了很长时间，得出结论说，天体质量可以视为集中在质心，而现在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积分计算。由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用几代人努力才建造起来的庞大知识体系，现在只用很少的几个定理、定律就可以向学生交代清楚，当年一些石破天惊的观点现在已是常识，甚至不需要再证明和讲解它们。
对于人类来说，公众知识能转变为个人知识这件事极其重要，舍此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每个人的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但获取知识并不需要每个个体亲身经历相应的事件， 亲自获得操作式体验。个体临世以前，许多知识已经以“公众知识”或者“先成知识”的形式积淀起来，后来者可以任意接受利用。
公众知识转变为个人知识提高了每一个个体的适应水平。
接下来的问题必然就是，公众知识又从何而来呢?
答曰，公众知识的源头正好就在于个人知识，在于不断创新的个人知识。
知识不是来自上帝。亚当夏娃正是因为追逐智慧得罪了上帝，被下放到地上过赎罪生活，上帝当然不会再教给他们什么知识。根据《圣经》可以看出，上帝后来也还亲自出手阻止人们获取知识交流知识。
知识肯定也不是大自然的果实。尽管大自然造就了人类，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然而它并没有为人类提供知识体系。高山，海洋，草原，戈壁，绿树，红花，鸣禽，猛兽，都没有为人类的知识体系贡献任何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大自然虽无恶意，但是缄默无语”，它不会主动献媚人类，吐露心曲。
知识也不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用皮亚杰的说法，认知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连接的理论来说明。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发生认识论原理》英译本序言）。
知识是人创造出来的，而且最重要之处在于：知识是由若干“个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认定新知识会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大脑之中，无论是进行理论分析，还是进行个案考察，都不能证明知识会以人类整体的方式出现。
李时珍当年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历经三十多年，三易其稿，书考八百余家，“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著成《本草纲目》，共十六部五十二卷。我们得肯定，李时珍为人类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知识的源头总可以追溯到个人，总是在某个人的大脑中最先激荡起新的旋律， 他独自登台演唱，激起共鸣，逐渐汇集成全球演奏的知识乐章，成为人类的大合唱。在人类文明进程的茫茫大海上，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登上最高的桅顶了望，也不是每个了望者都有良好的视力和良好的识别能力，只有个别人有幸发现智慧的宝岛。成功的发现与个人的际遇、才干和努力连在一起。
笛卡尔说，真理更可能是由个人而不是由民族发现的。苏格兰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re，1795-1881)则进一步肯定，谁最先开始说话，讲出了新的思想，他就是英雄，是一切东西中的最伟大者，“思想还是思想，但他表达了出来，象在黑暗中点燃的一盏灯，散发着心灵的智慧和朴实崇高之光，这是我们所具有的唯一的光。所以我说，一个英雄，他一定会闪闪发光，使昏暗的自然环境更明亮一些。”
产生知识的抽象思维永远属于单个大脑，批量生产知识、集体创造知识是一种认识论中的乌托邦幻想。无疑，科学组织的集体努力可能加快知识发展的速度，但是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这种组织的优势在于迅速交流，交叉触发，互相激励，互相检验与补充，实际上每一个创意仍然源于个人。
个人遗传气质有差异，后天的经历各不相同，再加上知识创新只能以不完整的信息为基础，这一切注定了知识创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常常用充满个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哈佛大学的E.迈尔教授在《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这部著作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家的观念发展过程。每一新观念或修正的观念都是在个别科学家的头脑中产生。历史家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也在科学用语中得到反映，例如我们指的孟德尔定律、达尔文主义，或爱因斯坦相对论。”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若干个体几乎同时产生相似的抽象概念，创造出同样的知识。科学界称之为独立多重发现。仅仅从字面意义就可以理解，新知识仍然是大脑独立思维的产物。真正的思想家都是个体户，是单干者，他得“一个人独自航行在陌生的智力海洋”。创新本质上就是一种单干活动。
当然这些单干者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的孤独动物。他们使用从洪荒远古到此时此刻人类积累起来的文化工具，并且努力为之增添一些新工具。历史将唱和他谱写的乐章，作为对文化创新者的回报。人类文明历经千秋万代，由点点滴滴融合成涓涓细流，涓涓细流集结为滚滚大江，滚滚大江又汇聚为浩浩渺渺的海洋。思想单干者在文明的海洋中与先驱结为知己，与来者形成神交。
最后的问题是，大脑中刚形成的新的知识模式还只能算是个人知识，它还需要完成向公众知识的过渡。假如知识全都被创新者藏之深山石室，不能相互传播，借鉴利用，那么个体获得的强化将伴随个体的生命一起消亡，每一个后来者仍然要从零开始，重新亲历一切体验，创立相同的知识，也同样带着个体的创新灰飞烟灭复归无形，那么，人类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优点可言，这个物种只能和几百万种其它动物一样，等待着基因复制误码，然后通过自然选择，优胜劣汰，以缓慢的生物进化速度演变。
幸好不致于此。个人创新能够转变为人类的创新，个人知识能够实现向公众知识的过渡。这种过渡不是建立在个人好恶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利己”或者“利他”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尽管它可能表现出个人的好恶或者价值观念，但是真正的基础纯粹是技术性的。
知识创新在个人的大脑中进行，然而在创新过程中必须利用已经存在的公众知识，必须使用共同的抽象符号思维，最后，也必须用公共符号系统表现新知识。
创新者采用公用的符号系统(语言)表达个人知识，他就在把个人知识转变为公众知识。能够表现知识的符号系统很多，其使用范围差别也很大，但是不管选用哪一个符号体系，也不管在什么范围内公开知识，在理论上必须保证不止创新者本人能够记忆和识别，否则当创新者丧失再现知识的能力时，新知识无法再现，也不能进入人类文化积累的长河。
用统一的文化符号表现出来，即知识公开，是个人知识转换为公众知识的标志。知识的公开使它不再局限于创新者个人，而成为公众共享的财富。笛卡尔二十几岁时就做出了重要的科学创新，然而到32岁了还没有想到要出书发表。红衣主教德.贝律尔和德.巴涅劝导他公开自己的成果，他们告诉这位虔诚的教徒说，与世人分享他的发现是他对上帝应负的责任，如果他不这样做，将会进入地狱，至少是不能进天堂。连哄带吓，终于使笛卡尔同意出版了《论世界》。1666-1667年，牛顿就做出了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但他在几乎20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想到要发表，直到1684-1686年间，才在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耐心巧妙的哄骗”(E.T.贝尔的说法)下，同意写出自己的科学发现，哈雷出钱为他出版了那部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卡莱尔曾经说过，“思想一旦被唤醒就不再沉睡，它自身扩展成一个思想体系，一个人接一个人，一代人接一代人地成长起来直到达到它的丰满形态。”通过个人知识向公众知识的转换，一个探路人就在文明发展的歧路口竖立路标，探路人由此成为引路人，其探索的道路也就成为人类进步历程的组成部分。而促使科学成果公开化，同样是对科学事业的贡献。
无论对前人创新的肯定或者否定，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尽管后来者可能要破坏前人建立的世界图像，放弃他们指出的道路，然而并不拔除前人竖立的路标。当我们路过这些路标时，还要献上一束鲜花，表达后来者应有的敬意。
在理论上讲，一般不存在阻碍知识公开的个人原因，即使采用自私的基因来分析，一个人也会把获得的生存智慧传给后代，传给自己基因的携带者。然而它通过什么工具和什么渠道传播知识呢?主要还只能利用通用的符号系统!而利用通用符号系统传播知识就是知识的公开了。即使由于商业利益或者其它方面的原因，某种知识被局限于很小的圈子里，就象“可口可乐”的配方那样严加保密，但是从知识分析的角度上仍然应该认为是公开知识。
实践上一般也鼓励公开知识。理论必须放到“观念的自由市场”上去比较，科学要接受同行的评判，专利必须审查通过，才能获得公开保护(这时候是公开知识，保护利益)， 艺术和其它许多文化创新也希望广泛传播。在科学领域，往往采用先发表(鼓励公开)作为评定优先权的标准，在专利方面，也较多地倾向于采用先申请(也是鼓励公开)原则确定专利权。公开发表与公开申请是个人知识转变为公众知识的标志，完成这个转变后创新者的个人知识就变成了公共财富。鼓励把个人知识转变为公众知识的制度是合理的。
相反的例子发生在一些极端情形，即由于政治原因使用暴力阻止知识的公开和传播。三国时代，在“神医”华佗(约145-208年)手上，中医外科已具有很高的水平，由于华佗被曹操杀害，他手写的医书也被火焚，导致其医术失传。考证者说，在汉代以后中医外科就没有人超过华佗的水平，造成了中医发展史上的巨大遗憾。
通过语言和书籍，文化知识能一代一代的继承、繁衍和扩散开来，成为全人类的财富。清朝道光年间有位刘源，爱书痴迷，家藏万卷。有一次强盗犯境，全城逃空，刘源独坐书房，决心舍命保书，强盗见状，竟肃然而退。强盗都知道敬书爱书，比起许多帝王国君政治家，简直是圣人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中国首开用政治力量扼杀文化生命的先例;中世纪的教会为了维护宗教信仰，大量禁书，甚至不惜把文化创新者活活烤熟;希特勒纳粹党徒烧毁“非亚利安种族”的科学理论书籍，迫害犹太族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们清洗了柏林科学院，而这个科学院1700年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主持建立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之一，使文化和科学萎缩;20世纪中页，“四人帮”在中国制造文化浩劫，导致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的一场大倒退。这种事情无论发生在什么时代和什么国度，都是对全人类的犯罪。艾森豪维尔曾经简捷地告诫人们“不要与焚书者为伍”，表达了对这类统治者的极度憎恶。
我们常为“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自豪，不过静静想来，在这几千年中，中国人对世界思想学术贡献最大的还只是春秋战国时代。当时思想自由，学术繁荣，诸子百家各抒己见，形成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代代党同伐异，只允许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中国知识界不敢说话了，进而不敢想了，最后不能想了。秦后中国有技术进步，有文学繁荣，但没有重大的思想进步和学术进步。近代重要的学术理论进步大都来自西方，我们却常卖“老“字号，不晓得这是孝顺祖宗还是坐吃山空。
罗马教廷自1559年作出规定，一切书刊，必须经过教会审定，否则不许出版。此后四百年间，教廷一共公布了22版禁书目录（直到1966年才宣布废止禁书目录）。伽利略的朋友、英国著名诗人密尔顿曾经在《论出版自由》中强烈抨击这种禁书政策，他写道:“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含着一种生命的活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象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 我知道它们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极强的，就象神话中的龙齿一样。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死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薰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了未来的生命。不错，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但是这种损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有时象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
德国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对牛顿力学中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绝对质量等基本概念的怀疑和批判，为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作了思想准备。爱因斯坦甚至认为马赫是相对论的先驱，自称是马赫的弟子。在1896年的一篇论文中，马赫认为化学状态的变化是不连续的，明确提出了“分立值”概念，因此，人们甚至认为马赫也是普朗克量子论的先驱。
列宁专门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严厉批判马赫，宣布他的哲学“反动透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马赫著作自然就成了禁书。设想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等人生活的环境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他们就不可能创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了。设置思想禁区必然导致文化和科学事业衰落，而在现代，科学文化事业的衰落会直接带来国力的迅速衰落。
7.7 知识收益
有一次，新上任的财政大臣到皇家学院听法拉第关于电磁学的讲演。他提问说:“可是法拉第先生，这到底有什么用呢?”这位科学家回答他:“部长先生，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你能够抽它的税呢!”
最直观地说，这就是知识带来的利益。
赫伯特.西蒙在《有限理性说》一文中做了一个分析。如果食物点不是完全随机分布的，而且存在一些线索，那么生物就可以利用这些线索，选择能满足需要的特定路径，获得足够大的生存机会。相反，如果完全随机地选择路径，生存概率小得可以忽略。
按照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一般说来生物的决策范围可能比客观存在的可选范围小，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完备性，无论生物获取的信息还是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是不完备的。
知识是人类用语言符号表达的对事物间联系(即“线索”)的认识。拥有知识的人类，对“线索”的联结能力更强，决策的可选空间和生存概率随之扩展。从根本上讲，知识的利益就在于它能增进整个人类的生存概率。
知识对于个人的利益如何呢?根据前面我们的分析，个人追求知识的活动不能完全归结为狭义的功利效果。莫扎特为人类留下了六百多部作品，却穷得甚至没有留下买棺材的钱，死后被不相识的人葬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许多超功利的精神先驱没有追逐个人的物质利益，他们为了认识自然世界内在的美，为了揭示这种美而努力工作，同时也就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实际上，如果没有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莫扎特、贝多芬等等超功利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科学技术，也不会有现代的文明社会。
必须十分珍视那些一时没有功利收获的理论研究，如果完全用功利标准来衡量基础理论研究、贬低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必将损害人类的发展前景。用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的话说，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科学，“不是为了技术，不是为了消遣，甚至不是为了健康和长寿，而是为了充满睿智的希望，我们的文明要存在下去必须获得这种希望。”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或者轻视知识的功利价值。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运用自己的知识，预见到来年的橄榄会丰收。于是在冬天没有人需要榨油房的时候，他变卖家产，用很低的价格把全城的榨油房包了一年。第二年果然橄榄丰收，人们争相租用油房，泰勒斯开出高价，发了一笔财。他以此教育人们，知识可以带来物质收益。在公元前212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阿基米德设计的巨型投石机抛出重达1/4吨的石块，打击入侵的船队;叙拉古的城墙上伸出巨大的吊钩，抓起入侵的船只，将它摔碎。据说人们还在阿基米德的启示下，制造了一面巨型的反射镜，把罗马木船付之一炬。这表明在古希腊时代，相当抽象的知识也能够增进非常实际的利益了。
著名的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在谈到当时刚发明不久的对数时说：“对数的发明，简化了天文学家的工作，延长了他们的寿命。”知识带来的这类巨大利益，谁又能用金钱或物质财富来衡量呢？
其实，即使对于那些提问“我学了这些东西能得到什么”的急功近利者，欧几里德也完全可以肯定地回答，知识可以提高个人的价值。用现代的话来说，可以提高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这是知识最起码的功利价值。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就用了很多几何图形来叙述自己的理论，以致于在这部著作出版时，约翰尼斯.彼得奥斯在前言中写上了柏拉图学院的戒条:“没有学过几何学的人，不准入内。”
尽管时隔两千多年，欧氏几何的价值丝毫不减。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总统林肯，经常随身带着欧几里德的六本书研修。他用这种方法进行“持续的严格的思维训练”，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罗素11岁开始学习欧几里德的书，他回忆说“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犹如初恋般迷人”。 爱因斯坦12岁时得到一本欧几里德几何教材，就对那些并非显而易见，却能够无可辩驳地加以证明的断言惊叹不已。到后来他还回忆说，对于第一次看到欧几里德几何的人来说，在纯粹思维中竟能达到如此可靠而又纯粹的程度，这是足够令人惊讶的了，“谁在青年时期不受此作品的鼓舞，生来就不能成为理论学者。”《几何原本》一书共465个命题，经过两千多年的检验，没有一个是错的。它训练和培养了以后的每一代人。有人认为，在西方文明史上，只有《圣经》的影响能够与《几何学原本》相比较。实际上，如果一个现代人没有通过欧几里德几何学训练，就意味着他的基础文化训练不足。这样的人不但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不能成为一个理解现代科学的商人，甚至作为一个律师、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政府官员都有相当缺陷。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探讨过“科学家的利润”这个问题。他说:“科学家即研究怎样支配自然规律给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人，使企业从他们所保管和增进的知识中得到巨大的利益，而他们自己却只得到产品的极小部分。”萨伊认识到科学家得到的报酬和他们的劳动贡献极不相称，他认为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在于:“这样困难获得的知识，也许只通过几页的写作就能传布。”知识会自行流传，于是人们不需要再求助于它的发明者。面对这个不公平待遇，“每一个充分意识到科学研究的巨大利益的国家，都企图通过特殊恩典或通过使人喜悦的荣誉奖赏来增补科学家由于他们的工作和由于他们所发挥的先天或后天才能而得到的极微小利润。”
多数时候，知识可以帮助人们在黑暗中找到方向，帮助人们摆脱愚昧、贫困，带来快乐和富裕。中国古代讲“学而优则仕”，宋真宗的《励学篇》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即使在封建时代，读书求知也能够带来“五斗米”的尘世实利。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吏。苦读十年寒窗之后，一旦金榜高中，即可入士做官，“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所以那些“万里觅封候”的学子声称无论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
只可惜，中国古代读书人，获得利益的道路太狭窄了，除开当官，几乎无路可走，而全体学人奔官道，坦途也都变成了绝路。唐代文学家韩愈很喜爱他的侄孙韩湘，竭力劝他走士宦之途，韩湘不从，最后学道仙去。另外还有什么正经的路好走呢？
元人张可久酸苦地说:“人生底事辛苦?枉被儒冠误。读书，图:驷马高车，但沾着者也之乎。”多少人为了镜中功名，读得白发星星，志不成，鬓先秋，最后自己叹口气，“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达成酸溜溜的心理平衡。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鄂尔泰建议恢复考八股取士的制度，他给皇帝出主意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与此。”冤哉!在政治挂帅的地方，官僚们简直拿读书人做猴耍了。
一般而言，中国人从古代到今天都没有承认历史的主要推动者是知识创新者，知识分子只被统治者作为工具使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己也不敢证明是知识引导着社会进步，不敢发表“舍我其谁”的宣言，于是他们从来都不敢挺直腰板做人。
几千年的悲哀!
7.8 求知内驱力
居住在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已经能够思索许多奇怪的问题了。他们观察太阳、星星、电闪、雷鸣，研究尼罗河水周期泛滥的问题。他们关心今生，更关心来世，因此制作木乃伊作为下一世的准备。为什么人会关注多于生活必需的问题?
优秀的科学家、发明家以及其他发现者和创新者都表现出对对象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这种冲动的机制何在?对于人类来说，知识发生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一般熟悉的解释大约是“避免淘汰”的生存竞争，正如我们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为什么斑马会长着美丽的环状花纹，骆驼为什么可以好些天不吃不喝，长颈鹿为什么具有强大的心脏。然而这种解释给人一种被动的暗示，似乎生命体处于一种彻底的无能为力的地位，一切都听命于环境选择，这种暗示损害了人们对生命和自身更深刻的思考。如果从自组织系统发展的角度来看，尽管生命体必须接受无情的环境筛选，然而它并不是完全被动地等待筛选。生命有一种主动的组织化作用，它引导生命同化外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积极地实现与环境的和谐一致。
美国学者H.Harlow(Harry Harlow, 1905-1981) 的一个研究表明，猿猴为操纵他们周围环境中的物体，或解决机械的难题，能够学会复杂的反应，他把这称为好奇心、新奇感或探究内驱力。
H.Pribram的观察报告指出，保存着额叶的猿猴在等待相应的强化时，头脑可以坚持长时间的间隔，只是随着所期待的信号出现时刻的临近，它的积极反应才加强起来;而切除大脑额叶的动物则不能这样“积极的期待”，它们在长时间间隔的条件下做出许多与期待的刺激物出现时刻无关的多余的运动。H.Pribram得到的结论是，大脑额叶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其作用是使动物的行为不仅指向现在，而且指向未来，从而保证它的积极行为可以采用最复杂形式表现出来。这是高等动物的内驱力的来源。
在生命发展史上，内驱力最初起源于何处，是否在细胞膜那种专门排除钠离子吸进钾离子的蛋白质泵(Na+－K+泵)，或者甚至在前生命物质中能够形成自催化循环的分子中就已经存在最原始的内驱力?由于没有进行严格的定义，现在还不好断言。不过可以肯定，能够主动搜集环境信号(其中包括当时并不直接关系生存的信号)的生命体比起哪些只能被动接受外部信号的生命体，其生存机会更大一些。如果事件A后面必然出现事件B，而事件B对生命体具有严重危害，那么按照一般的观点，长期生存竞争的结果是只有在发现事件A的信号以后能够采取行动规避B危害的生命体才能保存下来。如果事件A之后出现的事件B对于生命体是一个“利好”事件，那么能够尽早利用这种“利好”机会的生命体，其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更大些。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生存竞争的最终结果都有利于能够主动搜集信号、建立信号联系的动物。
内驱力最重要的表现是生命体主动搜集信号，并且通过神经系统进行分析，用以引导动物的适应性反应。内驱力使动物坚持探寻环境和适应环境，用预见性反应超越了适时反应的水平。
并非所有外部信息都是生命体主动搜集的，不但一般动物没有这个能力，即使自称为最高级动物的人类也还不敢这样大言不惭。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意外的灾祸经常从天而降。真正重要的是，内驱力表现出用内部模式同化外部信号的趋势，它还促使人探索事物之间的联系，改进和建立新的内部模式。它导致了人类知识的产生。
在大脑功能定位中，人的内驱力是由大脑额页前额区提供的，这个区属于鲁利亚划分的第三基本机能联合区的三级皮质区，它驱动着人探索未知和进行创新的主动行为。
内驱力和符号处理能力相结合，使人的探索行为发展到高度抽象的水平，人类从而可以广泛地研究自己与环境的关系，研究那些与实际生活并不直接联系的问题，其结果却是更有力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适应能力。
知识是大脑的创造物，那么我们何以解释人类知识与客观真实相对一致，而且，总的来说，还在不断提高与客观世界吻合的程度呢?
其原因也就在于内驱力。如果人的知识能够更正确地描述客观世界，人的行为就更容易与环境达成一致，生存利益也随之提高──这与内驱力的指向一致。相反，如果知识背离客观存在，会给人带来损失，生存利益随之下降──这与内驱力的指向相反。内驱力促使人们调整认知，形成更好的知识，引导着人们面向未来的行动。
进一步说，内驱力也是神经系统进化的重要动力，它驱使神经系统接收和处理更多的信号，这会促进神经系统本身的发展，而神经系统的进步又能够提高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
神经系统的水平本身就是生物进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7.9 知识产生于思维创新
人的大脑具有探索外部世界的倾向，具有主动的认识动机。用亚里斯多德的说法，所有人，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渴望认识的。
神经系统有指向地搜集和组织信息，并且在大脑皮质区中形成神经细胞的特定联接，表现为知识模式，然后通过公共语言符号表达出来，这就是知识产生的过程。
思维是大脑对信号的组织过程，而产生新知识则是大脑对信号的一种创造性的重组。知识不是四肢运动的产物，不是感觉过程的产物，不是一般所谓实践活动的产物，知识仅仅是大脑创造性思维的产物。
法国化学大师拉瓦锡是现代化学元素学说的奠基者，史家认为他完成了一场化学革命。但是他的工作特点是什么呢?美国化学家布兰德(W.Brande，1788-1866)说:“在科学方面，拉瓦锡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但他在采石场的劳动却是很少的;他的材料大都是别人发掘到而他‘不劳而获’的，他的技巧就表现在把它们编排、组织起来。”实际上不仅拉瓦锡(如此，很多理论科学的大师都如此，他们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通过思考，把信息编排、组织起来，形成合理的知识模式。
思考，是知识创新活动的根本特征。
古希腊具有典型的静思传统，流传下来大量故事。毕达哥拉斯曾经在萨摩斯的岛上设堂讲学，同时经常在岛上面壁静思，渴求真理。稍后的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的思考，是至高至善的精神生活，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创立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原来是一个基督徒，他在40岁的年头上，曾经退隐到麦加附近哈拉山的一个山洞里。他在这里一面祈祷，一面思考一些重大问题。在沉思中度过了一年之后，有一天他告诉妻子说，由于真主不可言说的偏爱，他现在已经把问题完全弄清楚了，不再处于怀疑和黑暗之中。此后他创立了伊斯兰教。
佛教进入中国内地以后，曾分出很多宗派，后来大多数衰落了，禅宗成为主流。“禅”的本意就是心注一境，静虑静思。“禅宗”的创始人达摩祖师就曾在少林寺面壁十年，入定起慧， 成为得道高僧。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既不同意用上帝的启示作为人类认识的基础，也反对完全以感觉作为认识的基础。他要求思维主体保持怀疑，要“沉思”， 闭上眼睛，堵上耳朵，脱离感官，“仅仅考虑我的内部。”英国哲学家洛克赞成“反省”，认为反省可以将简单观念组合成为复杂观念，把复杂观念构成科学知识体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采用的术语是对概念进行“反思”，他认为“科学只有通过概念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有机的体系。”
笛卡尔本人从22岁开始，曾经在巴黎度过平静和冥思的三年时光，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科学工作。牛顿23岁时，为避瘟疫，在农村去住了两年，独居静思，奠定了他终生科学事业的基础。
爱因斯坦对于沉思也甚为偏爱。照他自己的说法，灯塔管理人的职业对于科学家是合适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比较容易做并且容许从事科学研究所必要的沉思。爱因斯坦本人在伯尔尼专利局的时候，就学会了顺利打杂的工作，然后从中“偷”出时间做自己的研究。当外面的脚步声渐渐近了，他就把演算稿藏进抽屉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时间中，他创立了相对论，研究了光电效应。爱因斯坦甚至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却能概括世界上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只有通过思考，才可能形成新知识模式。对于创造知识来说，无论是感觉也罢，社会实践也罢，都不能代替大脑的思考。
古人不理解思考的真谛，往往把思考神秘化，形成一些唯心主义命题。毕达哥拉斯说自己是太阳神，可以通过思考回忆自己的前世而获得智慧。柏拉图认为一切理念都藏在心灵深处，一切真知都是通过回忆而向内部追寻获得的，“一切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黑格尔对柏拉图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提出了意识的真正性质。
近代唯物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这类神秘解释，但却抛弃了唯心主义的一些思想精华，忽略了“静思”、“回忆”、“沉思”、“内省”、“反思”这些活动在创造知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更极端的是，唯物主义者否认大脑的思考活动对于创新知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用“知识源于感觉”“来自实践”“客观世界的反映”之类含糊的命题避开“知识最终是如何形成的”这个核心问题，回避知识总是在具体的大脑中创造出来的这个基本事实!
科学大师总是大脑中自问自答过程的亲历者，他们亲自创造了知识，具有一种自豪的感受。当广义相对论获得实验证实时，有人问爱因斯坦，假如这个预言没能得到证实，会怎么样呢，后者回答说，那我将为上帝感到遗憾。法国数学家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也有类似的说法。欧拉认为物质世界只是数学的一种特殊情况，如果世界没有符合他的分析，那准是世界出了毛病。
卡丹诺夫谈到自己成功后的感受时说道:“这是一种与我能描述的其他体验不同的体验，是一位科学家所能有的最好的事情，即意识到在他或她头脑中发生的某种事情准确对应于自然界发生的某种事情。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总是惊人的。自己思维的产物能够在地地道道的外部世界里实现，使人惊奇不已。这是很大的冲击，很大很大的喜悦。”
卡丹诺夫把科学创新最重要的特点指出来了，那不是什么客观世界在大脑中的反映，而是头脑中发生的某种事情对应于自然界的某种事情，甚至是思维在外部世界中的物化。
卡莱尔谈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然观时说到，我们不可能非常详细地说出，它从何处而来!我们只能说，他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思想，尤其是来自第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思想。我们应该把这个人叫做斯堪的纳维亚的第一个“天才”!无数的人曾以无声的模糊的惊奇之情，在这个世界上匆匆走过，就象动物感觉到的那样;也有人以一种痛苦的、探索而无功的惊奇匆匆而过，这是只有人才感觉到的;直到伟大的思想家，有创见的人，先知产生出来，形成了说出来的思想，把所有人沉睡着的潜能唤醒成思想。这就是思想家、精神英雄的作法。他说的话，是所有人远不曾说出而又渴望说出的东西。围绕着他的思想，一切思想都从痛苦的麻痹的酣睡中觉醒，作为对他的思想的回音。
科学家反复重现这种创造新思想的活动。美国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1939当选为美国遗传学会的副主席，1944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成为美国遗传学会的主席，是美国科学界杰出的女性。可是当她提出遗传因子“转座”概念后，科学同行们听不懂她的话，人们窃笑和奚落她，嘲讽她“只是冷泉港闲置了多年的一只旧手提包。”她回忆那一段孤独的奋斗历史说，“有那么几年，我不能和任何人谈我的想法，也没有人请我参加学术讨论”，好象一个人只身穿过了沙漠，没有人跟随。直到1983年，斯德哥尔摩授予她诺贝尔奖，科学界高度肯定了她的开拓成就。
J.D.沃森也曾经说过，他和克里克 “只是在一次果敢行动中阐明了DNA的结构”，而提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线索，去回答人们久久期望了解基因复制方面的问题，虽然不一定能够回答全部的问题。”这里很明显，是主体的主动精神推动科学家勇敢地去探索，去描述世界。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反映论能够成立，同一个客体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即知识，本质上应该一致，而不应该出现许多本质上各不相同的理论。而事实上当时许多人对于DNA的理解是错误的，只有克里克、沃森他们建立了合理的模型。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曾经提出过一个科学发现的模式:
问题1──>试探性理论──>消除错误──>问题2
简化写为:
(P1→TT→EE→P2)
波普模式的重要之处在于肯定了科学发现始于问题，并非始于事实、实践或感觉。脑中产生了疑问，对已有知识表示怀疑，这种怀疑驱动了人的认知活动。只有渴求解开疑问的人才会定向观察对象，搜集材料，组织信息，试探着构造新的知识模式。千万人使用浴盆，唯有阿基米德泡在浴盆里想出了浮力定律，原因是他正在定向思考合金比重问题，实践和感觉才产生了这种特殊的效果。创新知识要求思考着的实践和探索着的感觉。
1825年，法拉第把煤气罐壁上的油状凝结物收集起来，加以蒸馏，离析出一种清亮的碳氢化合物，发现其含碳量高得令人惊讶。1834年，德国化学家米希尔里希(Ernst Eilhard Mitscherlich，1794-1863)也得到了这种液体，他命名为苯(benzin)，后来测定其分子量为78，化学式为C6H6。从化学式来看，苯是高度不饱和的化合物，但是它却不象典型不饱和化合物那样容易发生加成反应，因此确定苯的化学结构就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德国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教授凯库勒(Friedrich August Kekule，1829-1896)认识到，苯和芳香族化合物表现出以下特征:1.所有芳香族化合物，比脂肪族中相应的化合物含有更多的碳;2.象脂肪族一样，在芳香族中也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同系物;3.最简单的芳香性化合物中至少含有6个碳原子;4.芳香性物质的所有衍生物表现出某些同族的特点，即使在激烈的化学反应中，其主要产物至少仍然含有6个碳原子，除非有机基团遭到完全的破坏。凯库勒认为:这些事实表明:所有的芳香族化合物都含有一个共同的基团，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含有6个碳原子的核。在这个核内，碳原子间的结合更为牢固，他们被安排得格外紧凑，这也就是芳香性化合物含碳较多的原因。其它的碳原子则与脂肪族的情况一样，以同样的方法，相同的法则与核相连，这样，芳香族同系物的存在也就得到了解释。”
即使明确了这些原则，苯的结构式仍然不清楚。凯库勒最初采用“香肠式结构”来设计苯的分子结构，其结果或者与苯的已知化学组成不一致，或者与苯的化学反应特征不相符合，始终难以得解。到1865年，他终于悟到(据说是在梦中悟得的)，苯结构的关键特征在于闭合链，最后他做出了6个碳原子以单、双链交替结合而构成的环状苯分子结构。
凯库勒的苯结构式被看作是化学结构理论发展中一项历史性的突破。凯库勒的描述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吗?不是。这种描述是从凯库勒头脑中产生的，是凯库勒的大脑创造的。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但实践和事实本身不会创造出理论。只有人的大脑才能产生理论，无论是正确的理论还是错误的理论都起源于大脑。
1594年，英国数学家耐普尔(John Napier，1550-1617)受到三角函数公式2sinαsinβ=cos(α-β)-cos(α+β)的启发，希望能把多位数的乘除法转变为加减法。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制成了七位数字的对数表，受到第谷的肯定。随后，耐普尔又与牛津大学数学教授布里格斯(Henry Briggs)合作，完成了以10为底的对数表。这类数学工具并不是什么客观事物反映的产物。
亿万人见到过蓝色的海洋，可是很少有人能够解答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瑞利提出的解释说，蓝色并不是海水的颜色，只不过是天空蓝色被海水反射所致。印度科学家喇曼(C.V.Raman，1888-1970)怀疑这种解释，他决心进行检验。喇曼用尼科尔棱镜消去天空的蓝光而观察海水的本来颜色，发现海水的蓝色更深，通过光栅分析也发现海水颜色比天空颜色更偏蓝。从1921年开始，喇曼花了七年时间进行研究，终于弄清了这个问题，发现了变散射线现象(喇曼效应)，为研究分子结构和固体物理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喇曼为此获得193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亚洲第一位赢得这一荣誉的人。
人们熟知碳元素，知道纯碳有石墨和金刚石两种形态。然而，1996年，库尔（Robert F. Curl）、科罗托(Sir Harold W. Kroto)和斯麦利（Richard E. Smalley）却为发现纯碳的第三种独立形态C60分子获得诺贝尔化学奖。C60到处都有，提取和鉴定的设备也不复杂，有人说几乎每一个大学或研究所的化学家都具备发现C60的条件。然而实践和经验并没有使他们都成为发现者。
在科学研究和科学发明领域这种例子非常之多，这里再举出一个。
霍根是硅谷的名人，莫托罗拉公司早年的功臣之一。所谓“霍根单位”就出自他的典故，费尔柴尔德公司把霍根从莫托罗拉公司挖出来，开价120万美元的年薪，外加100万股公司股票，这就成为硅谷表征高级人才身价的“霍根单位”。不过我在这里引用的是他的另外一段故事。霍根在读物理学博士时，知道贝尔试验室的威廉·肖克利等人发明了半导体三极管，触发奇想，投奔贝尔实验室而去。
霍根到达的当天，贝尔实验室的老板建议他到图书馆去翻阅文献，看看能否发现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几天后，霍根读到了菲利浦研究所的D.D.H.特勒根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纯数学的论文。特勒根在论文中表明，人类已知的四大电路元素(电阻、电容、电感、变压器)及其特性，都可以直接从麦克斯韦方程中推出。这些结论已经令人叹服了，然而特勒根还更有惊人之论，认为麦克斯韦方程还预示着存在第五种电路元素，其特性很象机械陀螺仪，他把它叫做回转器。
霍根读到这里，深为震动，认为如果能够在技术上实现特勒根预言的电路元素，将是电子学领域的一个重大发明。贝尔实验室十分开明，表示提供条件支持他自由研究。霍根坐下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把思想转变成为物质，让意识物化为存在。他首先列出了15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但是经过必要的数学分析之后，这些方法全部都被推翻了。
霍根继续进行研究，最后发现受磁场作用而呈轴向旋转的偏振光束可能成为自己的正确目标。他要发明的回转器就是要利用磁场和偏振材料使微波偏离某个角度，比如偏离45度角。
然而这时霍根还根本不知道在那里可以找到需要的材料，这种材料必须具有磁性，并能为微波频率所透射。新思想还需要寻找适当的物质驱壳来实现自己。经过努力，霍根终于在特勒根的菲利浦公司发现了需要的材料，这就是铁氧体。
霍根说服贝尔实验室冶金部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他研制了铁氧体材料，贝尔实验室总部的人制作了波导管，提供了微波技术需要的设备，霍根自己则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他到达贝尔实验室三个星期之后，霍根就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回旋器。而用霍根自己的话来说:“我只是个综合者。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做。”
霍根要发明的东西还没有客观存在，当然更说不上什么在大脑中的反映了。新设备起源于大脑中的新念头，新念头驱动了主动的创新行为，创新行为的结果是产生了新仪器、新设备、新工具。
大脑中创造了新知识，然后驱动人的行动，把知识物化，就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客观存在。
7.10 再论物质与意识
我们将遇到本体论方面的诘难。哲学家追问:到底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
我反问，先有汽车还是先有关于汽车的意识?先有三峡大坝还是先有三峡工程的构想与蓝图?
如果说是先有汽车，那么设计汽车的机构就应当解散;如果说是先把三峡大坝修起来再构想、设计、画蓝图，住在“江之尾”的同胞必然闻风而逃。
问题十分清楚:“物质”“存在”这类概念实在也太大太含混，不能放在一锅熬糊，除非是为了撑住人家。对有一类(或者说绝大部分)物质与存在来说，真是物质在前而意识在后，存在在前而思维在后;而就另外一类物质与存在来说，却是意识在前而物质在后，思维在前而存在在后，规划在前而行动在后，蓝图在前而产品在后，也如一位名人所揭示的那样，革命的理论在前而革命的运动在后。
第一类物质是自然存在物，或者叫自然物质，或者叫自然世界;第二部分是人造存在物，或者叫做人造物质，或者叫做人工世界。通过这样划分以后，全部问题就清楚了。
第一，人是自然世界的产物，自然在前，人在后，自然存在在前，人的思维在后。对于这自然世界来说，物质在前而意识在后，存在在前而思维在后。
第二，人造物质和人工世界是人类改变自然世界的产物，对于这类对象来说，是人在前而人造物质在后。高楼大厦飞机火箭也是客观存在，也是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肯定出现在人之后。
第三，创造人工世界以前，人们首先要认识客观对象，尔后才有目的有预期地行动，行动获得成功才得到成果，才有人工世界出现，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对于人造世界来说，意识在前而物质在后，思维在前而存在在后。
第四，改变世界的目标首先出现在人的头脑之中，汽车的设计在前，汽车产品在后;三峡大坝的设计在前而三峡大坝的物质存在在后。汽车、飞机、水库、卫星都是人们已经实现的目标，是物化的知识和意志。
更推而广之，整个人工世界是人类知识和人类精神的创造物，是在精神驱动下的行动的产物，人工世界就是物化的人类知识和人类精神。黑格尔认为精神是客观世界的创造者，绝对精神过渡到它的彼岸而成为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本身。他错误了，自然界的确先于人类和人类精神而存在。如果黑格尔把由精神到物质的转变过程限定在人工世界，那他就完全正确了。
首先存在自然世界，然后有了人类，人类再创造了一个人工世界，这就是答案，就象阿里巴巴打开宝库那样简单。可是谁蒙上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清这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理论，是我们大脑之中的某种思维模式。理论可以擦亮人的眼睛，但是，理论也常常蒙蔽视听。用马斯洛 (Abraham H.Maslow,1908-1970)的术语，就是成了“使人失明的知识”。
“物质存在”的概念苍白无力。实际上，物质不仅存在着，更重要的是它必然以特定的“结构”而存在着。物理过程之可以预测、客观世界之可以认识，都依赖于结构的特异性和相对稳定性。我们正是通过对结构的理解而认识世界的。仅仅声称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知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已经毫无意义。尤其是，你生病的时候，大概不会随意找个人，请他对你的客观存在“反映”一个处方。你会去看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其根本原因在于，你相信他拥有更好的知识模式，更能帮助你恢复健康。
再多说两句。除开“物质”概念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同样必须重新审查，这就是“意识”。
近代唯物主义把“意识”定义为“客观世界在大脑中的反映”，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客观存在。仔细分析，这里的意识概念实际上与感觉概念较为接近，然而唯物主义体系中使用“意识”时往往还涵盖了知识概念(它认定知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当唯物主义谈到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时，他们使用的是前一种含义(感觉)，而谈到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时，他们使用着知识的涵义(感觉谈不上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这种概念混淆极其有害，它把人的大脑神经活动还原为普通动物的神经活动，抹杀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其结果，唯物主义弄不清楚人类知识的特殊地位，也看不见一个人工世界，更不知道人工世界是如何出现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动力和道路做出了错误的描述。
可以理解，唯物主义的主要大师在世时，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大脑中的第二信号系统，哲学家的时代局限性在所难免。马、恩辞世后，唯物主义没有重要的基础理论推进，不能有力地解答科学和社会发展提出的各种问题。来者无权责怪古人，但是到20世纪末，我们也不能老捧着一碗19世纪泡的茶了。
7.11 认识论的简略回顾及小结
人们很早就已经关注知识起源这个认识论问题了。中国古代有一种典型的看法，认为上古圣人是生而知之，后世贤哲从而和之，主要是继承前人的知识，也还可以“格物致知”，获得一些新知识。雅典的亚里斯多德学派则把一切知识都来自感官作为一个基本原理。
近代认识论是从科学革命之后开始计程的。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认为一切知识归根结底都导源于感觉即感官知觉。为了反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霍布斯坚决主张“一个人的心灵中是没有概念的，概念不是原来就有的，它完全地或者部分地是依靠感官产生的。”感官感觉与外部世界是什么关系呢?霍布斯认为感觉经验是物质撞击或者压迫感官的运动所产生的，通过这样的桥梁他把物质、感觉、观念彼此联结起来。17世纪的思想家就是这样开始研究认识论问题的。在这种原始的认识论中间，他没有能够仔细区别“经验、感觉、知觉、概念、心灵、感官”等等概念，只是把它们搅拌在一起，自然十分粗糙。但是霍布斯的主张却是17世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起点之一。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近代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洛克出生于都灵顿一个清教徒家庭，在伦敦的威斯敏特学校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他曾经想当一个牧师，但由于主张自由和宽容，转向医学和哲学，最后成为一名哲学家。针对当时流行的人一出生就具有“天赋观念”的笛卡尔主义观点，他提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经验，并由此建立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洛克把观念分为简单观念与复杂观念，认为所有简单观念都从感觉(外部知觉)或者从反省(内部知觉)中产生，而一切复杂观念都由简单观念构成。洛克分析说，当物体刺激感官时，就产生了感觉观念，而心灵理解与感觉观念有关的活动则产生出反省观念。
洛克假设心灵最初如同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字迹，没有任何观念，心灵后来是通过经验而获得了观念。洛克同时认为全部心灵观念的内容最终都受人类感觉范围的限制。他提出了如下的命题:理智中唯有来自感官的东西。不过当洛克详细列举并考察了人类的观念后，遇到了矛盾，于是又提出当灵魂反省和考察时，可以供给理智另外一套观念，这套观念不能从外面取得，它完全来自自身的内部。洛克最后承认心灵能够发明它自己的观念，而不只是对简单观念进行复合。
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受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反对。莱布尼兹认为心灵本质上是活动的，而不是象洛克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为经验在上面打上印记而准备的白板。
洛克对人的思维的本质也感到困惑。他说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上帝是否给用某种按一定方式排列起来的物质堆赋以思维的能力。洛克声明，我不愿象玄学家那样测大海的深度，我们的测深锤到不了那里。我只想测入港口的水深，好让自己的船安全出入。他还真有下台的办法。
18世纪法国学者孔狄亚克认为，一个人刚出生时，他的心灵首先感受着不同的感觉，如光亮、颜色、疼痛、快乐、运动、静止，这些感觉就是人最初级的思想。接下来，人开始对各种感觉在他身上所引起的东西进行反省，在反省中对心灵各种不同的活动形成了一些观念，这就是第二级思想。孔狄亚克的结论是，“根据外界客体对中我们所起的作用，我们就能够通过各种感官接受着各种不同的观念，而且，根据对感觉在我们的心灵中所引起的活动进行反省，我们就获得了一切我们不能取自外界事务的观念。”
孔狄亚克把观念与感觉总是混为一谈，他认为感觉是这样的一些观念，即我们一旦丧失了感官，就再也无法获得它们。
孔狄亚克谈到了“注意”。它解释说，“所谓注意于一件事物， 就是对它所产生的知觉，比对象它一样地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其它事物所产生的知觉具有更多的意识，而且，对这件事物的注意越强烈，我们对其它事物所产生的知觉能记忆得起来的也就越少。”与现代比起来，孔狄亚克的概念尽管比较混乱，但他已经关注到了“注意”与一般感觉还是有差异的。在这点上已经接近了现代使用“观察”与“注意”的涵义。
与洛克一样，孔狄亚克同样分出了简单观念和复合观念。他把若干知觉的结合或集合体称为复合观念。他认为在简单观念中，精神纯粹是被动的，譬如它绝不能给出一个从未见到过的颜色的观念。相反，在复合观念的派衍中，精神却是主动的，精神可以按照样板或者以它的选择把一些简单观念结合起来，形成复合观念。
孔狄亚克认为，我们并非真正在地创造着观念，我们只不过是通过组合和分解来组成我们通过感官而获得的观念罢了。这当然是典型的18世纪唯物主义观点了。
在认识论和心理学历史上一个争议很大的重要人物是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贝克莱出生于爱尔兰，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1709年发表《视觉新论》，1710年发表《人类知识原理》。1724年就任伦敦德里教长，1734年当选克罗因的主教。
贝克莱以主观唯心主义而出名，被人骂得一无是处，其实至少在有一个问题上他是正确的。贝克莱认为必须承认，事实上必须坚认，籍助于无表象思维或概念，知识也是可能的。
尽管当时的术语存在许多混乱，但是贝克莱这个观点对于认识论却是一个重要贡献。他注意到的正是思维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知识是通过概念思维而形成的。经验主义者强调思维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强调心灵受感官限制，这只讲到了认识活动的前半部分，即获得信息的阶段。而贝克莱强调的是认识活动的后半部分，即处理信息得出结论的阶段。当时各执一端，否认对方，贝克莱否定物质存在于精神之外，而经验主义则不承认理智有独立于感官的意义。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al Kant，1724-1804)对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两者进行了结合。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人类知识的来源，既包括外来的感觉材料，也包括心灵的活动。康德认为知觉和概念是我们一切知识的两个元素，没有感性，就没有对象给我们，没有知性，就没有东西可思维。康德的一大功绩是划清了感觉和思维的界限，他认定知性不能感知，感官不能思维。
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理解限于对象、感官、心灵的水平上，研究孰是第一，孰是第二的问题，即在知识的表现层面上进行讨论。他们都没有研究心理过程伴随着的生理因素。
18世纪的英国医生戴维.哈特莱(David Hartley，1705-1757)曾经用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过程。他注意到人由肉体和心灵这两部分组成，并且假定神经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伴生。他把光学中的振动理论运用到人的神经系统，认为外部对象首先在对它们留下印象的神经中引起微小的髓质粒子振动，这些振动沿着神经路线向上传播到脑，然后在脑中引起粒子的微小振动。尽管哈特莱的研究显得很粗糙，甚至带有明显的物理学色彩，但他开辟了心理学与生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向。
20世纪初，巴甫洛夫研究高级神经系统获得进展，为认识论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一般说来，即使在纯粹哲学领域，自然科学家的贡献也比哲学家重要得多。不但巴甫洛夫的研究影响了哲学认识，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德布罗意、海森堡以及遗传科学家的研究都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哲学观点。
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肯定知识、观念不是从先天来的，否定了“天赋观念”和先验论，在这方面完全正确。但是轮到确定知识与观念的来源时，经验主义就错了。否定先验论以后，经验主义能够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知识来源于实际经验。否定一个理论相当容易，只需要找到这个理论的“死机点”，就可以一击而溃。建立新理论体系就困难多了，遍地陷阱，无法保证新理论不遭灭顶。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大脑中的信号联接与外部事件之间缺少一条“同构隧道”，新理论同样可能暗含“死机点”．
洛克不能肯定大脑这个“物质堆”是否有思维能力，而他的理论问题就恰巧出在这里。大脑不是一般的“物质堆”，它不但有思维能力，而且有创造概念的能力，有创造知识的能力。于是这后面的结论就跟洛克的结论完全不同了。
20世纪中在认识论研究方面一个极有影响的学者是大名鼎鼎的皮亚杰。皮亚杰承认主体不依赖于客体而存在，但为了认识客体，主体应该作用于客体，改变客体，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知识的源泉既不在于主体，也不在于客体，而在于主体和客体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之中。
其实，皮亚杰这个观点仍然太含混。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知识就来自于主体的创造，知识的源泉在于主体。至于知识应该与客观对象的性质尽可能一致，那是因为知识的功用就在于理解和描述客观世界。
在对一般智力活动的研究中，皮亚杰强调动作经验、动作图式的重要作用，认为智力结构是在动作基础上形成的，进一步他就直接为知识和智力划上等号，作出了一般认识论方面的结论。皮亚杰无疑忽略了符号化的智力活动与一般智力活动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对于人类认识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忽略这一点必然导致理论失误。
综合我们前面的讨论，在认识论方面可以做一个小结:
1．自然世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也先于人类意识存在，在这个范畴中是物质先于意识;人工世界是人类创造物，它是首先有了人的意识而后出现的，在人工世界的范畴中，是先有意识后有物质。
2．个人的知识不是先天得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知识以概念符号(第二信号)为载体传播，只能被第二信号系统识别。“物质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并不恰当，人们的文化意识一般取决于社会的文化存在而不是物质存在。
3．就人类知识的起源来看，知识是大脑第二信号系统的创造物，它产生于以抽象概念符号为对象的抽象思维，是个人主动创新的产物。个人知识用语言符号表达出来后，成为人类的知识。
4．知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Reflect或者Mirror)，而是主体对客体的描述(Describe)。在理论上不能证明大脑中的信号联接与外部事件联接具有同构关系，因此人类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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