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民族需要伟大的思想家
| 发言者： 文化 , Feb 21,1999,13:57 | 返回讨论组首页 |
10.5 人类文明史及历史创造者
历史何在?!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说过，一部二十三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国历史应该重写。到今天我听来，仍觉得振聋发聩。20世纪中，英国学者李约瑟留下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为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但这件事也足令我辈羞惭，我们自己没有做出一部象样的中华文化史、中华科学技术史，实际上，就缺了中华民族史。如此状况，我们有何功绩传后世?有何面目见祖先?又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再问，历史是什么？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历史不过是指重要的社会活动的记录，尤其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的记录。历史学家也通过自己的笔，对这些事件给予评价。但究其本质来说，历史还只是表象的和零零散散的事件记录。人类还不可能对自身的发展进步做出深刻的说明。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逐渐把历史观从宗教教义中解放出来。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伏尔泰首先打破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编史传统，强调历史研究应该包括宗教、哲学、文艺、科学、礼仪以及风俗习惯，并且在历史研究中第一次把人类精神进步提到首要地位，他声称:“我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精神史。”另一位启蒙学者、历史学家让.安托万.孔多塞(Marie Jean-Antine-Nicolas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进一步肯定人类的进步就是知识的进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知识发展的历史，科学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孔多塞以知识进步的阶段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第一是自人类起源直到语言的发明，第二是文字发明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历史完全成立的时代。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中，孔多塞计划在三大时代的基础上，依据知识的重大进步，具体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十个时期。孔多塞的构想十分辉煌，但生命太有限，他未能完成自己规划的蓝图。
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认为，人类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发明与发现层出不穷，成为顺序相承的各个进步阶段的标志”(《古代社会》)。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获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好评，恩格斯甚至认为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的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这种观点一致的是，恩格斯认为从牛顿力学到法国革命存在历史上的因果链条，还认为蒸汽机是最伟大的革命家，他说：“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个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五十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科学所付的代价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60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恩格斯这些观点非常正确而且十分精辟，无愧为见解深刻的思想家。如果他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追寻下去，应该会得出结论说科学是历史上最根本的革命性力量，社会发展的主流在于人类文化与知识的进步，首先是在于科学的进步。进一步，他还应该创立以文化和科学发展为主线的历史观。
可惜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没有把科学第一的观点贯彻到底，没有肯定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在这段经典论述中，确立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基础的科学技术一点地位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还把经济史观发展成为阶级斗争历史观。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表述这种观点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认为正是通过阶级斗争，使人类从一种社会结构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结构。
理论拐了一个大弯，却留下了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说科学是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却认定要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推动历史前进，不主张通过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互相矛盾的命题，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
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者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可悲的教训：社会理论的阶级性大大损害了它的科学性，这就是洞穴偏见造成的结果。由于大脑中的信号与外部事件缺乏同构关系，即使竭力排除偏见，要获得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仍然难乎其难，首先固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带上阶级偏见再来寻求真理，这岂不是上树捉鱼!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类文明史，这种认识依据以下的基本原理:第一，整体性原理：人类历史是指人类作为物种整体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自然基础原理：人类历史的基础是人类在大自然中的适应和发展，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
第三，文化主导原理：人类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不断增长的文化能力，而不是仅仅凭借人的自然能力。
根据这些原理，我们可以肯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个人类发展史的主线，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文化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其它冲突都不具备这种地位。
这些原理不支持分割人类文明、使它们相互对立的理论模型，不支持阶级、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对立。用萨顿(G.Sarton)的说法，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一个整体，进而人类也是一个整体。
根据这些原理，我们可以肯定，人类文明史是文化创新和传播的历史，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应用的历史。科学技术（广义地讲：文化）决定了人类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决定了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决定了这些人口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组织和政治形式的基本轮廓。科学进步改变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观念和道德观念，更新了我们的生存技术，最终，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整个面貌。
经常有人要挑起问题，是谁创造了人类财富和人类历史?
回答之前首先应该分清是什么财富和什么历史。如果是指自然财富和人类的自然生存历史，那根本不需要谁来创造。自然财富是自然生产的产物，无需人去插手做什么。太阳的热能、地上地下的矿产、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是大自然演化的结果，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但它们的确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财富。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从猿进化到人，是一个自然进化过程，是自然演化历史，这个历史也不需要什么人去创造。
如果问的是经过人类加工制作得到的财富，问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答案就应该是：为人类文化、科学、技术、思想做出贡献的人们创造了人类财富和人类历史，是这些英雄推动着人类文明前进。伟大的发现和发明最有力地推动着历史进程，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家发明家走在人类文明史的最前面，文明史首先是他们的历史。
我们前面讨论过，人造财富的核心是人类的文化体系，是产生于大脑，并用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文化思想、科学理论、技术创新和其它创新，以及由这些创新物化而成的物质形态、组织形态乃至整个人工世界。谁创造了这些财富呢?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伟大人物，是发明创新的英雄，是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是牛顿、瓦特、狄塞尔、爱迪生、西门子、李比希，是爱因斯坦、玻尔、普朗克、海森堡、薛定谔，还有大量知名与不知名的发现者和创新者。他们腾绝轨于前，振英声于后，他们在荒漠中掘出清泉，种下文明的常青之树。他们扩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创造了人类的幸福。由是，后来者的天地如此辽阔，收获如此丰硕。我们坐着，躺着，享受着前人的福荫，也该记住这些创世人杰。
文明史不是政治家、征服者、野心家的历史。政治历史不过是帝王与朝代更替的记录，绝不是人类文明的主流，最多只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浪花和泡沫。文化、科学、技术提供了生产活动的基础，人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人工生产体系，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搭起了社会政治舞台，然后，才轮得上政治家上台表演。《巴比伦犹太教法典》说，一个学者胜过一个以色列国王，因为一个学者死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他；而如果一个国王死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合格的人选。在20世纪，伟大的犹太血统科学家爱因斯坦再次阐述这个道理，“政治不过是一时的现状，数学方程式却永远存在。”政治家和科学家发明家的作用相比，也就是如此。
文明史也不能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目标不过是改变社会财富的占有者和分配方式，它既不能直接创造文化和物质财富，也不能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阶级斗争不能加深人对自然的认识，不会产生牛顿力学，也不会产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阶级斗争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改变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不能开发出新的生存资源，也不能创造新生产力。在以土地为主要资源，犁锄为主要工具的生产水平上，地主和农民阶级不管怎么斗争，朝代无论如何更替，只不过能换换土地的主人，换换皇帝，换换年号，绝不会斗出蒸汽机和工业社会；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一样，它可能改变机器、工厂和资本的占有者，但斗不出新的科学技术，也斗不出一个信息社会。
其实，即使进行争夺财产、土地和政权的战争，也得依赖科学技术提供的工具与武器。公元前。世纪，古希腊平民依靠铁制兵器，发动“重甲步兵革命”，打垮青铜武器武装起来的贵族骑兵军队，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进而创立了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1620年，弗兰西斯。培根谈到印刷术、火药和磁铁（指南针）这“三大发明”时（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些发明的出处）说：“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新工具》）。中国的火药技术传到西方后，促进了封建骑士制度的衰落。使那位堂.吉珂德骑士万分伤心的事情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拿着火药枪，站在远处一扣扳机，就可以结束一个高贵骑士的生命。1453年。月29日，土耳其军队用新造的铁铸大炮轰开拜占庭古城墙，千年东罗马帝国就此灭亡，欧洲的中世纪被新技术新武器画上了句号。1871年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三世用老青铜大炮对抗西门子、克鲁伯的钢铁大炮，战争的结果是钢铁打败青铜，拿破仑三世被捕，巴黎陷落。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为此呼喊：“我们由于科学落后而失败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世界，国力一度十分强盛。贝尔纳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到1914年，德国科学在其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世界其余国家；在质量上至少也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德国能够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抗这么久，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文明史也不能首先归结为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日本学者森本哲郎研究过迦太基历史，认为由于那里的菲尼基人善于经商，一度经济非常繁荣。然而它没有做出多少文化贡献，公元前29年迦太基灭亡，它的影响也就消失了。相反，贫困的古希腊却为人类留下了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比生产和经济更为底层的问题是：用什么技术生产？生产技术是如何发展的？文化和科学的历史才是人类文明的正史。
甚至人类文明史不能完全归结为人与人的历史。尽管人与人的关系至为重要，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个人类在环境中的生存问题。创造人类历史的英雄首先也就出现在这里。
比如在中华民族远古的传说中，就记录了许多创造发明的英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翼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做的什么呢？主要是治理水害，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民族生存繁衍的根本问题。据传说伏羲发明了许多有用的事物，其中最有名的是“师蜘蛛而结网”，“变茹腥之食”，他发明了捕鱼和熟食技术，这对于开创渔猎文化时代，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伏羲无疑是中华民族早年最重要的发明家之一。
《太平御览》中有一段故事描写燧人取火：“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曲盘万顷，云雾出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后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目此树表，有鸟若枭，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燧人在中国神话中，位列三皇之中，其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法。
稍后是神农，“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釜
，为耒耜锄耧，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神农既诞，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水动。”这些传说肯定神农是发明和推广农耕技术的先驱。为了治病救人，神农还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他是中医中药的始祖，被后人尊为“药王菩萨”。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最初的伟人是伟大的发明家和发现者，他们为部落、氏族、民族以及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们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大大提高了人的生存能力。他们的伟大贡献创造了伟大的民族。正因为如此，他们被尊为华夏民族的祖先，成为华夏文化的太阳，世世代代照耀着我们。当然神话故事不可能完全如实，最早的发明过程已经无从考察，也可能伏羲不止一人，燧人不止一人，神农不止一人，女娲也不止一个人。但是可以肯定，每一个发明和创新，总有最初产生于其中的头脑，总有最初起源于斯的个人，这些个人就被后人尊为伏羲、女娲、燧人和神农，受到后世的崇敬。
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尽管爱看热闹的历史学家关注白宫、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克里姆林宫、中南海之类政治家成捆的场所，然而，最能推动历史进步的大事却经常发生在其它一些平静的地方：在蔡伦的造纸工场，在格拉斯哥大学油垢的机器棚，在帕洛阿尔托的汽车房，在修道院的图书馆，在佛罗伦萨的望远镜后面，在沃尔斯索普宁静的农村，在伯尔尼一条小巷的街楼上，在皇家学会实验室，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在贝尔实验室，在巴甫洛夫的实验室，等等。这些地方远离抢劫土地财产的硝烟战火，没有改朝换代的政治阴谋，甚至也听不到叮叮铛铛的铜钱作响，然而就经常出一些惊破鬼胆的奇事。在这些默默无闻地方，一些默默无闻想入非非的小人物，科学家、发明家和其它创新者，用俄国科学家柳比歇夫的话来说，一些“照相应该照屁股的人们”，不声不响地为旧社会作出了末日裁决，为新时代填写了出生证书。他们伸出“上帝之手”，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历史。
据说爱因斯坦曾经与太太爱尔莎一同参观一家天文台，爱尔莎不明白巨大的天文望远镜是干什么用的，台长向爱因斯坦夫人介绍它是用来研究宇宙规律的。爱尔莎却告诉台长说，我丈夫经常在纸烟盒背面干这件事。
现在无从查考爱因斯坦到底在纸烟盒背面干了些什么，不过如果这位科学巨子最早就是用纸烟盒写下了E=mc2，那么可以说原子能时代就是从这个纸烟盒背上开始的。正如微电脑时代是在乔布斯的汽车库诞生的一样。
文化创新者，首先是科学与技术的创新者，其次是其它各方面的创新者，他们推动了人类文明历史，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历史。至于政治历史教科书上的那些大人物，那些帝王国君，他们决大多数够不上创造人类财富和推动文明前进的英雄。培根在《新工具》中说过：“城市创立者、法律制定者、人民的神父、暴君的根除者和某些阶级中的英雄人物所造成的有益影响仅仅扩展到一些范围狭小的空间，仅仅持续短暂的时期，而发明者的成果虽是一种不太壮观和炫耀的东西，却到处都被感觉到且永远存留下去。”伏尔泰在《哲学通讯》第十三封信上讲得更不客气：“象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才出现的杰出人物，才是真正的伟人，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他们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
理性与知识进步的源头并没有在地域和时间中平均分配，知识创新也不会以一种“必须发生的”方式出现。知识永远是天才个人的富于想象力的创造性产物，创新者用不足的信息产生出最大量的信息，实现了信息增殖，创造了信息负熵。从本源的意义上讲，这就增进了人类的财富。德博诺说得很中肯：“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类脑子里的思想更重要。人类的成就建立在人类思想的基础上。发明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它常常使我们看到，历史上某个时候的某个人头脑中的思想，是怎样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许多发明都是个人作出的，因此，没有任何思想比一种发明更能追溯到个人。”
有一个为人熟知的说法叫做“英雄创造历史”，如果这里的英雄不是指帝王将相而是指文化创新者，那就完全正确。正如英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所说: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在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的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
卡莱尔还说，在我们这个行星上第一个开始思维的人，他就是一切的创始者。接着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他们“使自己的身影笼罩着世界历史的各部分”，“不管一个思想家在哪里出现，在他思考的东西中都有一种贡献和增益，都会产生一种变化或者革命。”在每一个时代里，伟大的事件、一切其他事物的根源，都是这个世界的思想的结果。
创造世界的英雄们通过卡莱尔向世界疾呼：“这就是我们为世界创造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形成的关于这个伟大的生命和宇宙之谜的画像和概念。不要渺视它，尽管你们远远超出了它，走向更大的自由的视野，但你们也没有达到顶点。你们的观念尽管大大扩展，但也是一个局部的不完美的观念。这是一件任何在世或不在世的人将理解不了的事情。在有了新的发展的几千年后，人将发现自己仍在努力理解它的一部分。这件事比人更伟大，不是他所能理解的。它是一个无限的东西。”
卡莱尔对创造人类财富和人类文明历史的英雄做出了正确的评价。
实际上，即使基因突变引起物种变异和进化，也是从个体中开始的，如果不把理论弄混淆，个体推动整体前进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在这个世界搭了便车，吃了免费午餐。整个人类首先搭乘在大自然的免费车上。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条件，提供了美味佳肴。原始状态下，人不用创造什么东西也能够活下来，这是最重要的起点。其次是我们都搭上了人类文明的便车，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已经享受着前人和他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什么也没做，我们就能坐上汽车飞机，使用电视电话。
并不是所有小鸭都能变成天鹅。多数人的生活使世界保持下来，少数人的创新却推动着世界前进。干的人少，看的人多。用听起来很响亮的集体主义口号否定个人创新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煮历史的大锅饭吃，必然会妨碍个人创造性的发挥，并导致全社会的创造力衰退。
对于创造人类文明史的人，不能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分类。 他们不能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任何人种任何个人都可以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创新与人种和肤色无关;
创新者不能按民族或者国家分类，每一个民族之中，每一个国家中都可能有创新者，他们的贡献使全人类受益，事实上，今天的文明世界就是由不同肤色、民族、国家和地域的创新者共同创造出来的;
创新者不能按出生分类。孔夫子出生贫苦，自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法拉第出生低微；开普勒是一个贫寒家庭中的早产儿；布尔生于低践的阶层；法国数学家让。勒隆德。达朗贝尔是被遗弃的私生子；阿基米德出身为贵族；德布罗意也是贵族；第谷。布拉赫出生豪门；恩格斯为贫苦的工人阶级锻造理论工具，但他却也是一个大纺织厂的老板。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来说，他们都是创新者，都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英雄;
创新者不能按阶级分类，不管他是剥削阶级或者是被剥削阶级，能否做出文化创新是另外一回事；创新者也不能按政治地位分类，属于统治阶级或者被统治阶级与此无关；创新者也不能按个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准、信仰和意识形态分类；等等。
创新者就是创新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创造了创造了新概念、新科学、新技术、新机器、新工艺、新方法，总而言之是创造了新的文化。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特定对象考察，那么唯一的划分依据只在于他们创造的成果。奴隶也罢，贵族也罢，穷人也罢，富翁也罢，正人君子也罢，罪犯无赖也罢，剥削他人也罢，受了剥削也罢，有神论者也罢，无神论者也罢，个人的表象与载体均不足为凭。创新的标准仅在于创新本身，与其它的事情毫不相干。毕达哥拉斯站在贵族立场，反对民主潮流，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巨大文化功绩；蔡伦身为太监，不减其光芒；牛顿为政府制币，无损其清辉；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1743-1797)当过收税官，甚至在伟大的法国革命中被杀死（后人说，让这样一个头脑落地只需要一秒钟，而出现这样一个头脑需要几百年)，这也不影响其科学地位；许多人搞发明的动机就是为了挣大钱，那也无妨，只要增进了人类的长久利益，他们同样算是大人物。
萨顿(G.Satton)在《科学史的研究》一书中指出，科学家们的风俗、习惯、性格都绝然不同。有的头脑非常敏锐，但心胸狭窄，有的豁达开朗，但见地又嫌肤浅。有些象汉尼拔那样，知道如何去征服，但不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胜利。有些是殖民者而不是探险家，还有些人是教育学者，还有些人被看着是狂妄的迂腐之徒。萨顿认为，这类差别对科学的发展是利多于弊，因为他们都把无限的空想和幻想引入科学的发展中。因此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在每个方面发展科学。
彼得。德鲁克谈到过IBM的老沃森，沃森甚至在计算机这个术语形成15年以前，就预见并且领悟到了计算机。沃森首先设想了全电子化的机器，当时这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人知道怎样用电子装置做转换开关。至迟在30年代末，他设想并且要求他的工程师们设计的计算工具就包含有存贮数据的能力、能够随机存取、有专门的存贮器、可以接受和改变指令、可以编程、具有用计算机语言表达逻辑的能力、具有多方面的用途，等等。彼得.德鲁克认为他是一个“比建立了庞大企业的成功企业家重要得多的人物。他是一位先知，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称的后工业化社会的缔造者，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家。”
美国科学家费根鲍姆在《第二次计算机革命和第五代计算机》一书中充满激情地赞颂了日本计算机界一批创新者，称他们为“四十勇士”。日本人工智能专家渊一博舍弃优厚待遇，带领一帮年轻人，向人工智能领域进军，开发第五代计算机。初创ICOT(Institute
for New Generation Computer Technology)的物质条件相当差，不比我们今天任何一个理工科大学更强，在这种条件下要开创一个世界领先的事业，尤其是从事这种成败难料的事业，颇有点壮士断腕荆轲赴秦的豪气。这帮人希望通过第五代计算机研究，创造出智能水平最高的电脑，使日本的计算机像钢铁、造船、汽车产业一样，超过美国，步蟾折桂。不仅如此，他们还更加雄心万丈，希望通过这种奋斗，激扬全民族的首创精神，使日本人在精神上摆脱依赖和模仿西方的阴影。茨威格在《麦哲伦的功绩》中写道，当一个人献身于超过自己力量的伟大事业时，甚至能够激励整个民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之谓也。同样，APPLE公司和INTEL公司的年青人，也是满腔激情，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用自己的智慧创造着世界的未来。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莫尔曾经自豪地说：“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在理解人类文化和科学的历史地位方面，拿破仑(Bonaparte
Napoleon，1769-1821)真是聪明，他不但远远超过了与他同时的帝王国君，甚至超过了后来的许多政治首脑。1797年12月25日，拿破仑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次日他写信给科学院院长，信中说：“真正的征服，唯一不使人感到遗憾的征服，就是对于无知的征服，……法兰西共和国真正的力量在于，每一种新观念，都首先是属于她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1790年。月8日，国民议会宣布改革度量衡，建立公制体系。为了确定米的长度，要测量巴塞罗那与敦克尔克之间的纬度差，一些科
学家和技术人员为此耗费了将近20年的时间。到1810年，德朗布尔把测量报告呈交拿破仑时，这位聪明的皇帝感叹说，“征服的荣耀终归消亡，而这样的著作却永垂不朽。”
文化、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标志，其地位远远高于阶级、政治、民族和国家。创新者的生命也比帝王将相更长久。创新者能在文明的后代中复活再生，而帝王将相随着生命或权势的终止，多数就被人们唾弃和遗忘。如走马变换的帝王中，对人类进步有贡献的人非常之少。国家和阶级的寿年稍长一些，但是与人类文化相比，也只是短命之辈。那些要求科学为宗教或者政治服务的统治者，表现出一种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狂妄，而以政治为中心就完全本末倒置了。1936年，一位德国纳粹部长作报告说：“阿道夫。希特勒的理想包含了一切可能的科学知识的绝对真理。……一切科学工作（它的目的毕竟还是为探索真理而服务）的研究成果都必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相吻合。因此，国家社会党的纲领就变成了一切科学研究的唯一基础。”这种理论是政治中心主义的典型表述，纳粹的理论是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灾难和耻辱。纵观历史，在大多数时候，政治中心主义都会阻碍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导致人类文明史中的局部倒退。
10.6 创新的普罗米修斯
希腊神话故事说，最初的人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无目的地移动着，不知
道怎样利用宇宙万物，既不会凿石、烧砖，也不会建造房屋。人们如同忙碌的蚂蚁
，聚居在没有阳光的土洞里，不辨春、夏、秋、冬，做事情毫无计划。天神伊阿帕托斯的儿子普罗米修斯决心要帮助人类。他教人类观察星辰的升起和降落；教他们计算，教他们用写下的符号来交换思想；教他们驾驭牲畜，让牲畜分担人类的劳动；教他们训练马匹拉车，发明船和帆在海上航行；教他们调治药剂治疗疾病，引导他们作地下勘探，寻找矿石、铁、银和金。于是过去步履迟缓的人类，现在健步如飞地前进了。不但如此，普罗米修斯还公然对抗宙斯的意志，用茴香枝从太阳车里点燃火种，送到人间，使人类进入了光明和温暖的时代。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行为极为震怒，就派火神、暴力神、威力神用铜链和铁镣缚住为人类盗火的英雄，把他钉在高加索的绝壁上，让神鹰不断啄食他的肝脏。
《圣经。创世纪》也包含着同样不详的警告：上帝只希望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过一种宁静、满足而愚昧的生活。求知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追求智慧使人类带上原罪。探索和创新于是成为贯穿人类文明史的漫长而苦难的历程，探索者似乎注定要牺牲自己的幸福、安宁甚至生命。许多发明家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自己却遭到同类的迫害和啄食。传说古希腊的泰勒斯由于专心观察天空，不慎一脚踩空，落入井里。人们嘲笑他说，这个人想研究天上的星星，却不知道脚下是什么。不幸，这种事太多了。发明家思想家落进人们特意为他们准备的陷阱，甚至被推下陷阱的事情司空见惯。正如穆罕默德早年所遭遇的那样:世人向先知扔石头。
约翰。凯发明飞梭后，受到科尔切斯特的织工们的攻击。织工控诉他发明飞梭是想剥夺他们的生计。凯无法抵御人群的攻击，就逃到科兹去找出路。在科兹他遇到了想用飞梭又不愿意付钱的制造商。凯和他们打官司，却因诉讼花费太大而破产。他回到故乡伯里，可爱的乡邻又冲进他家进行劫掠。发明家失去了家乡，落荒曼彻斯特。然后他藏在一袋羊毛里逃到法国，又没有了祖国。凯穷愁潦倒，最终死于异国他乡。
有思想家不相信人是有理智的动物这个命题，他们甚至认为第一个站立起来的人，就是因为他站起来而遭同类聚而杀之的。恐怕此言非虚。
发明纺纱机的刘易斯。保尔的命运也差不多，他还没有等到获得发明的利益，就因为债务而被关进监狱，他发明的机器模型连同用具都被扣押。1765年哈尔格里夫斯发明多锭纺纱机，于是他就走上了与当时许多发明家颇为相近的道路：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布拉克本的工人冲进他家，打碎了他的机器。他被迫搬到诺丁汉去定居，此后仍然大不顺利，在33岁上就撒手人寰了。
埃德蒙德.卡特赖特发明了机械织机。他的织机既可以使用水力又可以使用蒸汽动力，1785年得到专利证书。1791年，他与人合伙创立一个大工厂。可是最初的机器刚一装好，他就收到了很多恐吓信。一个月以后，工厂就被人烧了.卡特赖特完全破产，不得不把专利证交给破产管财人。
研究用煤炭炼铁的达德.达德利，很快就成为同行嫉妒的目标。他的工厂遭到入侵和抢劫，周围的炼铁厂老板鼓动他的工人反对他。这位发明家最后疲惫沮丧，在贫困中离开人间。
1598年，剑桥的毕业生威廉。李发明织袜机，他的机器被认为是一种有害的革新，因为它可能剥夺大批工人的工作和生计。这位发明者被迫离开英国逃到法国，在亨利四世的保护下继续在鲁昂办厂。可是当他的这位保护神死后，他不得不再次抛弃企业而逃到巴黎，在贫困中勉强度日，最后默默无闻地死去。
人类同胞这些美德，说不完写不尽。直到今天，还常把创新者逼得走投无路。卡尔.萨根曾经说，人类社会不易革新，“他们等级森严，因循守旧，任何变革的建议都要受到怀疑。”如果哪一天，人们不再迫害带来新思想新技术的人，人类社会就不算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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